深度 | 教育是怎样沦为服务行业的？

疑 问

教育是怎样沦为服务行业的？

这个问题说来话长。

简单的说，

就跟把大象关冰箱差不多，

分四步。

1

学校这种东西，是周代才出现的。它从开始，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。它的主要职能，就是“教化民众”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聪明，那个时代就意识到，想要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，仅仅靠法令是不行的。《礼记》中明确提出一个观点：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意思就是说，建立国家，管理人民，要把对人民的教化放在第一位。让他们知礼守礼，懂得人伦道德，社会就稳定了，政令也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执行。这个理念被大多数统治者所接受，学校就应运而生了。

于是，从高大上的稷下学宫，太学，到基层普通的庠序，乡学，职能都是一样的——传播政府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。行礼乐，宣教化，教导天下之人，使为士君子……故此，它的身后，是强大的政府支持，或者说，是政府直接操作和管理。很多学校的老师，本身就是政府官吏。

所以，那个时代的学校和师者，有着极大的尊严和强大的话语权，根本不存在冒犯师尊的问题。

一方面，任何想要进身仕途的人，都必须也只能通过求学这一条路，冒犯学官就等于自绝于政府；另一方面，强大的行政保障和律法条规也会对冒犯者给予严厉的惩处。随手翻一番历朝律例，都不难找到相应的条文，而且往往规定得特别细致。师道尊严，在那个时代是真正的常态。

2

根本性的变化出现在五四新文化时期。经过了几十年的外强欺侮，中国人求变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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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大量的“精英”一致认为，中国的落后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，需要用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代替旧式学堂。

这种典型的病急乱投医的认识一度占据主流，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一纸令下，全国学校废除读经。传统文化，作为致使国家积贫积弱的“背锅侠”, 被成功地踢出历史舞台。

注意，这个时候，学校的职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它已经不再承担传播政府意识形态的任务了。相反，很多时候，它是跟政府唱对台戏的。当时很多激进的左倾思想往往都在是学校里最先传播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学校跟政府的关系开始出现断裂，为以后的渐行渐远埋下了种子。师生关系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那些思想“进步的”“革命的”的教师往往最得学生们的青睐，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学问型教师大多受到讥讽排斥。在“救亡”大旗下，学生们天然是正确的。这就为以后的“批师”“辱师”，打下了理论基础和情感基础。

当然，那个时代，从大的层面来讲，政府对学校和知识界的态度是温和的，持保护态度的。

抗战时，蒋介石一句“文化亡了，就娘西匹全完了”，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文化迁徙，“西南联大”，永远被载入史册。彼时教授们的地位和待遇，绝不输于当下。

3

教育真正的灰头土脸，是文革时代。当时的意识形态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一切温情的东西，似乎一夜之间都找不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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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以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为基本常态，整个国家似乎到处都是敌人，必须用革命的风暴才能清洗。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显然不适合由学校来传播。

一方面，知识分子都太理性，学校是右派扎堆的地方，本身就需要改造；另一方面，政治运动所需要的“红卫兵小将”“红小兵”等政治资源都还在学校里，必须把它们从学校里解放出来，才能充当革命的战士。所以，“停课闹革命”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。

这是政府首次明确公开地抛弃学校。

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太多的可代替途径：报刊杂志，样板戏，xxx思想宣传队，批斗会，甚至大字报，小字报，层出不穷的。在宣教方面，学校教育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革命学生开始攻击“反动教员”，教师挨批斗被殴打的现象也大量出现。“臭老九”这个昵称重新被叫响，知识分子直接穿越回元代。很可惜，那个时候没有大数据，否则还可以跟现在的弑师辱师发生率做个对比。但无论如何，那个时代，为日后老师被薅下神圣讲台，打下了坚实的行动基础。

4

1978年以后，教育界最逗逼的时代开始了。经过了十年的穷折腾，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断层，而收拾乱摊子又急需大量人才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，纷纷吵着要回城，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危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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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局之下，当政者不得不重新祭起高考这个法宝。是人才，来考，考上了你就去机关厂矿，施展才能，匡扶社稷；想回城，来考，考上了就是城市户口，不必再受大队支书的鸟气……

学校从回归那天，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功利性的工具一般的存在。它的价值，就是它的使用价值。1978年以后的学校教育，一直以其功利性为本色，以考试培训为其特色。所以从本质上讲，公校和社会补习机构没有职能上的区别。在99.9%的学校，德育教育都是一句空洞口号，因为政府并未赋予你这个任务，也没有赋予你这个权利。

这个时期的学校定位，准确地说，应该就是受政府雇佣的考试培训机构，其育人功能（即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功能），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。

雇佣关系，成为政府与学校，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本质联系，尽管这一点谁也不愿意承认。

当然也有人公开讲的，我曾亲耳听过N次。故乡高中的一位老校长，每周一的例会，必会谆谆教导手下老师：学生是啥？是上帝。那学生家长就是上帝他爹！上帝他爹说的话。你敢不听啊！防民之口，胜于防川……云云。至此，教育完全沦落为服务业，跟洗脚屋夜总会一样，提供的是服务，只不过学校提供的是考试服务而已。

在雇佣关系的大前提下，往往会出现两个后果：

一．以升学率和分数最为考核教育官员的政绩的手段。那么，教育官员为了升迁，必然会全力追逐高升学率和高分数，直接导致学生课业负担日益加重，使减负成为一句空话。以分数作为考核教师业绩的主要手段。现在普遍意义上的“好老师”，指的是能教出高分学生的老师，而不是人格道德高尚的老师。为了业绩，教师迅速员工化，校长老板化，学生祖宗化。

二．《教师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出现，把学校教育彻底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几十年传统道德的断层，政府行政支持的放弃和法理歧视，以“彭宇案”为标志的“新无赖主义”兴起，终于使学校沦为看人脸色的街边卖笑女。于是乎，一旦有学生意外死亡，不管是不是学校的责任，学校有多大责任，都得担负巨额赔偿，以求息事宁人，弄得学校负责人个个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；于是乎，熊孩子肆意妄为，目空一切，以上帝自居，说不得，碰不得。教师必须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挨刀子只能自认倒霉。
      

教育改革天天喊，我看最应该改的是学校的定位问题，给学校一个正当的名分。

当年孔子入卫国辅政，务求国君先为其正名。世间之事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民无所措手足。若还想让学校这个地方存在下去，让它为这个民族的兴起做点事情，那就请把教育权还给它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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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使学校回归本质——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培养合格公民的行政机构。他应该是职能部门，不是任人消费的夜店。而教师是履行国家教化职能的公务人员，不是谁雇来的教书先生。

而教育权里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惩戒权，虽然都想回避这个问题，但是终究是无法回避的。它不但需要行政支持，还需要法理支持。在这样一个政策执行力如此强大的国家，真的想要做，肯定能做到。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，潜意识当中对知识阶层的藐视，文革思维的惯性……诸多原因，亦非我辈所能揣度。
      

然，矛盾和问题是不容回避的，围绕教育产生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正日益突出。教师作为新的弱势群体，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。动辄就以“师德”压人，无底线炒作的无良媒体；咄咄逼人，指手画脚的家长群体；唯我独尊，桀骜不驯的学生群体，无不束缚着教育者的手脚！这种情形发展下去，不会有人真的热爱这个行业的。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忠义堂上武松对宋江说的那句话：莫冷了兄弟们的心！

作

者

简

介

王建平，字安国，号钓雪斋主人。吉林省松原市实验高中教师，出生于1972年2月，笔名寒江钓雪，寒江雪。擅长格律诗词创作，作品散见《诗词月刊》《诗刊》《秋林诗刊》等。2015年《松原诗词选》收录作品9首。2016年在地方文学期刊《松原诗词》发表作品10首。2016年起，在文学公众号《当代诗词鉴赏》《纸上流年》《梦笔文学》《伊诺文化传媒》等发表作品数十首。2017年创作热传博文《逝者安息，生者深思》由中国网教育频道，搜狐新闻等媒体发表。

来源 |  伊诺文化传媒

作者 | 王建平

排版编辑 | 中国网教育频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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